“1965年我进入了当时的北京电信公用电话组，当时组里一共就七八个人，现在却有着七八十人的规模。”谈起为之奋斗了30年的公用电话事业，72岁的常士荣师傅满是感慨。从自行制作木头电话牌到“黄帽子”电话亭成为北京市亮丽的风景线，再到40万部话机遍布京城各大街小巷，改革开放30年间，北京地区的公共电话事业出现了巨大变迁。
寻呼电话代办户军烈属优先
1951年5月15日，北京电信局遵照邮电部指示，在居民区大力发展私人代办的可以呼人找人的公用传呼电话，而这种模式也逐步在全国各地进行推广。当年年底，北京市公用电话发展到了287部，其中设置公用传话电话159部。公用传呼电话的开办，极大方便了未装电话的普通用户。
“1951年，北京城八区除中南海之外的159个派出所均装有公用传呼电话，覆盖了3000多条胡同，基本只要在电话里面说出门牌和地址就能找到人。”常士荣回忆，当时打一次电话只要4分钱，传一次电话的费用为白天3分钱、晚上5分钱，在人均月收入仅7-8元的年代，这与一个烧饼的价钱相差无几。
由于是计划经济时代，公用传呼电话代办户的挑选也比较复杂。电话局首先会通过各居委会找合适的对象，然后经过派出所审查，若无问题才能确定下来。按照要求，代办户需要政治可靠、热情服务、地点合适，而且会优先考虑军烈属。
在公用传呼电话发展初期，电话局还会为代办户自行制作木头电话牌子。常师傅清楚地记得，公用电话组曾有一套做木头牌子的木工工具，但没几年电话牌子就改成了黄底红字或者黑字的铁牌。
硬币袋子堆满公话组墙角
1982年9月22日，西单北大街安装了北京第一座投币公用电话亭。此后，公用电话组的主要工作就是去各电话亭收硬币，其中最快的需要2天一取，其余的是1礼拜取一次。由于每个投币电话机能装几十块钱的硬币，所以数硬币就对公用电话组来说无疑是个辛苦活。
据常师傅介绍，由于量太大，装硬币的袋子曾堆满了办公室的墙角。硬币收回来之后，公用电话组会用大筛子进行清理，按照直径的不同先把1分钱的硬币筛下去，然后捡出剩下的2分钱和5分钱的硬币。直到上世纪80年代引入日本产的硬币清点机，公用电话组才结束了数硬币这项辛苦的工作。
当时，国内发行的硬币只有1分、2分和5分3种面额，所以投币式电话采取了判断组合直径的方法来识别。尽管环保，但这种简单的识别方法还是为一些投机者盗打电话提供了机会。常师傅发现，曾有人在5分硬币中间钻一个眼并栓上绳子，打完电话后再把硬币拽出去，由于用劲过猛，一些钻过眼的5分硬币还掉在了电话机里面。
此外，当时投币式公用电话按通话次数收费，每次只需要5分钱，所以很多人打起电话来没完没了，而相声大师马季的名段《打电话》讽刺的就是这些行为。为消除用户长时间占用公用电话的现象，1984年6月，北京市第一批限时式投币电话亭正式启用。第二年，限时的投币电话占全部投币电话的八成多。
“黄帽子”构成亮丽风景线
1992年，从巴西引进的“黄帽子”电话亭刚一露面就迅速成为了北京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随着程控交换机的普及，北京公用电话事业开始了迅猛发展。
1994年，50部新式IC卡电话在北京多家四星级宾馆饭店接通试验，北京成为了全国第一个使用IC卡公用电话的城市。1996年，200部IC卡公用电话首次安装在东单、西单的大街上，一年之后开始在北京大街上批量安装。
进入21世纪后，随着技术的进步，北京公用电话逐步朝着信息化、多功能化方向发展。2005年，北京市第一批“缴费通”公用电话投入使用，市民可通过银行卡缴纳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费用。今年年初，公交一卡通公用电话大批量投入使用，除了使用方便，市民使用该公用电话拨打国内长途电话每分钟仅需要2毛钱。北京奥运会期间，北京还在机场、涉外酒店等地区推出了国际信用卡打电话，方便了国际友人使用。
目前，北京市各类公用电话已达40余万部，遍布大街小巷、机场和车站等公共场所，同时也进入了军营、医院和学校等地，为市民提供了方便、快捷的通信服务。商报记者 毛涛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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